從“能省則省”到“想花就花”

    家住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市的馬智惠老人年近７０歲了。她說：“人們的日子真是越來越好了，以前我們是能省就省，現在花錢手松多了。”

    １９７９年，馬敬惠和老伴兩個人的工資漲到近１００元，日子比以前寬裕了一些，但還得精打細算過日子。她自己還學會了裁衣服。“當時衣服也不管好看不好看，就為了個遮羞、避寒，一件衣服姐妹幾個輪著穿。”

    她記憶最深刻的是過年置辦年貨的時，街上到處都是擁擠嘈雜的“長龍”，寒風中大家手中攥著糧票、油票等各種票證，急切地等待商店開門，買肉總要挑肥肉，為的就是回家能再榨點豬油改善伙食。

    如今，老兩口的退休金已有２０００多元。隨著收入的不斷提高，老人花錢也不那么仔細了，動輒就到商場買件新玩意回來。但是，她仍然感覺自己的消費觀遠遠跟不上兒女們。

    ２００２年，老人的兒子王小軍花掉全部積蓄“一步到位”買了一套大房子，全家人喜遷新居。而后不到兩年，王小軍又通過按揭貸款等方式，兩次調整自己的居住環境。

    老人的小孫女工作不到兩年便步入“月光族”行列，賺的錢都用來買新潮的東西。看著孩子們“想花就花，沒錢也花”，老人一再提醒說：“可是要仔細一點，多攢點錢。雖然日子過得好了，但也不要忘記節約啊。”

    從“吃飽穿暖”到“精神愉悅”

    今年夏天，家住赤峰市松山區的杜子鵬夫婦倆到云南和海南轉了一圈。“以前的日子都是圍著吃穿用行轉，現在就算是要吃也得吃‘綠色’，兒子家裝修也要裝什么綠色健康舒適。”杜子鵬笑著說，這幾年他們老兩口在娛樂性、文化性支出越來越多了，經常會旅游、看電影、健健身，一年下來要花個萬八千元呢。他用自己的退休金和子女們給的錢買了很多東西，攝像機、照相機等器械他都能很熟練地操練了。

    杜子鵬回憶說，改革開放最初那幾年文化生活仍然很單調，從收音機中收聽樣板戲已經很知足了，很少有人舍得花３毛錢買張電影票看場電影。“如果有人能看上西方國家的‘內部片’，不僅是文化藝術的享受，更是身份的象征。”

    老人的小兒媳婦覃鵑出生在上世紀７０年代，在一家報社工作。她幾乎每個周末都會跟著朋友到歌廳唱歌，而花上五六十元到電影院看一部“大片”更是成了家常便飯，甚至還會花高價淘一張偶像的演唱會門票。

    覃鵑說，上世紀９０代中期健美操等運動項目還只是受年輕人青睞，如今為了追求健康和時尚，很多中老年人都開始健身了，最近婆婆還跟她一起報名參加了健身俱樂部。

    “十年前，家里還沒有太多的閑錢，我和老公把所有的時間幾乎都用來工作。現在節假日我倆一般都會選擇旅游，哪怕待在家里，也想著法子讓自己放松。” 覃鵑說，除了日常娛樂性開支外，學習性消費也成了她家的一大部分開支。為了適應競爭和發展的需要，她每年都會給自己制定一些學習計劃，她有時要在書店逗留一個下午，還會參加一些專業課程的培訓。

    從“忍氣吞聲”到“尊嚴有價”

    最近，在內蒙古慧聰律師事務所工作的張獻華因某飯店沒有按照預訂提供菜肴而向工商部門投訴，一旁的老母親則覺得沒有必要這樣“斤斤計較”。她說：“想起早些年，我們買東西都很少有人想到看產品合格證書、保質期，即使有問題也會忍著，偶爾才會找管理人員‘評評理’。”

    張獻華卻堅持認為這家飯店應為自己缺乏誠信的行為負責。他說，年代不同了，過去人們對所謂的劣質商品并沒有多少意識，因為各種資源都比較短缺，很少有人會去“在意”商品的質量。現在不一樣了，只要侵犯自己的權益，就得極力維護。

    呼和浩特市工商局專業市場分局局長高樹林多年來一直在工商部門工作。他說，人們從上世紀８０年代初期才對“消費者”和“消費者組織”的概念熟悉。那時候，由于人們生活水平不高，即使投訴絕對大部分問題都集中在“吃”上，現在的投訴熱點幾乎是無處不在：食品、藥品、化妝品、保健品、美容、教育、旅游、汽車、房地產、家用電器，內容涉及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

    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阿爾泰認為，人們已經不局限于維護經濟利益，而且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為自己的尊嚴明碼標價了。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３日，北京兩位女青年在中國國際貿易中心下屬的超市購物時，因被疑有未付賬商品而被超市強行搜包。不堪其辱的兩位女青年將超市告上法庭。次年，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判決受害人最終獲得２０００元精神損害賠償。此事首開消費者維護人格尊嚴之先河。隨后，“消費者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以法律條文的形式明確寫進《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廣東、上海、浙江、重慶等地陸續出臺條例對精神賠償做出了“明碼標價”。

    “‘尊嚴有價’，標志著我國法律對人權的保護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如今，消費者權益受損后要求精神損害賠償的案件層出不窮，說明消費者對精神受到損害而要求賠償的呼聲越來越高。”阿爾泰說。(張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