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學貫東西、通曉古今的哲學大師。他譯著的《歐洲哲學史》,不僅讓我們領略了大批歐洲先哲的魅力風采,同時也見識了其超凡的智慧思想。
他曾先后主動辭去北京大學教務長和北師大校長的行政職務,針對當時的疑古思潮和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決定進行考古研究,去探尋華夏文明起源的曙光。
在發掘陜西寶雞斗雞臺遺址、參加西北科學考察、發掘洛陽偃師二里頭“夏墟”等一系列考古活動中,無不留下了他孜孜不倦、兀兀窮年的身影?v然青絲熬成秋霜,但為了考古事業,他癡情不改,愈老彌堅。
潛心研究學問
留學歸來投身時代洪流
徐旭生,名炳昶(chǎng),1888年出生于唐河縣桐河鄉硯河村。他幼讀私塾,聰慧好學。8歲即通覽朱熹《通鑒綱目》、《五經》、《四書》,皆能背誦。
18歲入新式學堂,就讀于北京河南公立旅京豫學堂。25歲時,遠赴法國巴黎大學,攻讀西洋哲學。
學成歸國后,他先后在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等機構工作,投身于哲學教育、史學研究、考古學研究。任職期間,他積極支持學生愛國舉動,全力投入偉大的抗日戰爭。新中國成立后,他受中共委托,組建中國科學院,出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致力于對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探索。
在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
民國8年(1919年)1月,留學歸來的徐旭生,任教于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今河大前身),主講法語和西洋哲學史。
時值新文化運動深入開展之際,他繼馮友蘭、嵇文甫之后,擔任《心聲》雜志主編,連續發表文章抨擊時政,揭露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 在教學上,他亦不忘針砭時弊,啟發民智。
如講授“西洋哲學史”時,他主張向英法等西歐國家學習。對當時河南“處鐵路四達地區猶且杜門自守”的封閉狀況,他深表不滿。
1921年秋,作為該校赴京請愿代表,徐旭生登臺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痛斥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罪行,表達了力爭國權勇赴國難的決心。但由于河南反動當局的阻撓,他只好留居北京,受聘擔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講授西洋哲學史。
在北京大學
在北京大學,徐旭生繼續站在斗爭前列,與李大釗、魯迅、許壽裳一起,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
1925年初,他同友人創辦《猛進》周刊,出任主編,經常與魯迅通信評論時政。 同年5月,北平女子師范大學發動了反對北平軍閥政府黑暗統治的運動,學校因故被強令解散。徐旭生與魯迅等,一起到女子師范大學臨時校舍,義務授課,以支持學生運動。
1926年,徐旭生被聘任為北京大學教務長,協助校長蔡元培,以民主精神加緊整頓改造北京大學。
在家鄉唐河
1937年初,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改為史學研究所,徐旭生任所長,專力研究古史。
全面抗戰爆發后,徐旭生放下手頭一切,連家屬都沒帶,回到故鄉南陽,發動民眾,組織抗敵力量。此間,他出任唐河師范學校校長,還在家鄉辦起私立旭桐中學。
他在唐河、南陽等地各學校中,發表演說,號召師生奮起抗日,救亡圖存。 他甚至親自率領宣傳隊,走上街頭,傳唱救亡歌曲《流亡三部曲》,表演話劇《放下你的鞭子》。為擴大抗敵支前工作,他還開辦了數期抗敵游擊干部訓練班。
徐旭生在家鄉的宣傳發動,產生了一定影響,卻處處被南陽地方勢力掣肘,難有大的作為,不得已離開唐河。這時,北平研究院已搬遷到昆明,他即南下歸隊,任中法大學文學院院長。
參加西北考察
取得震驚國際學術界的成果
1926年末,瑞典著名探險家、地理學家斯文赫定博士,率領一個大型遠征隊,準備到我國西北部進行科學考察。
當時,北洋軍閥政府與斯文赫定簽訂了不平等協議,其中規定不準中國科學家參加,采集品全部運到國外。協議內容傳出,全國輿論嘩然。北京十幾個學術團體,聯合成立了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發表宣言表示抗議,并派徐旭生和劉半農等為代表,經與斯文赫定反復談判,終于達成新的協議:
1、在中國學術團體協會領導下成立西北科學考察團;
2、設中國及外國團長;
3、中外科學家各占一半;
4、采集品留在中國。
1927年,中國歷史學術團體協會與瑞典斯文赫定博士合作,組成了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開始對新疆進行考察。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外合作的科學考察團。徐旭生辭去北大教務長一職,主動請纓,參加西北科學考察,并擔任中方團長。
考察條件的艱苦是難以想象的。火車只通到包頭,其他路程只能靠駱駝和兩只腳。大部分時間,他們都是在沒有道路、沒有人煙、在地圖上的空白區行走?疾熘,徐旭生不顧旅途勞累,經常在燭光下翻閱歷代典籍及地理志,詳細查找所經地區的有關資料,以指導考察,特別是為考古工作指出方向。
領導核心的相互信任,保證了全團的團結合作,考察最終取得了震驚國際學術界的考察成果:
1、考察期限由2年延至6年(1927年-1933年),在我國大西北約460萬平方公里的區域內,進行多學科考察;
2、中國科學家的考察工作贏得了崇高的國際聲譽;
3、中瑞雙方考察報告及研究成果的出版發行,從20世紀30年代一直延續到80年代。
最令人興奮的是,歷史上第一次把全部采集品留在我國,結束了從19世紀末以來我國大批珍貴文物任外國人隨意拿走的屈辱歷史。
1929年,徐旭生與斯文赫定一道返回國內,在北平、南京各大學作考察演講時,受到學術界空前熱情的歡迎。
1931年,被譽為中國考古界的拓荒之作——《徐旭生西游日記》出版。書中對當時艱苦的考察過程、當地民俗風情及一些重要發現,作了真實生動的記述。
如在新疆阜康縣三臺附近所得的恐龍化石,當時在亞洲尚屬首次發現。又如在內蒙茂明安旅富神山(今白云鄂博)發現的巨大鐵礦,當時預計“或將成為中國北部的漢冶萍"。因此,該書的出版,使國內外專家學者更加重視和向往中國西北的考古研究。
考察中,徐旭生的正直坦率、處事公正、不亢不卑,贏得了中外團員的尊敬。他不畏艱險的精神,時時鼓舞著中外團員?疾旖Y束后,為表彰徐旭生的功績,斯文·赫定建議,由瑞典國王授予徐旭生“古斯塔夫三世瓦薩勛章”。
這次科學考察,最終使徐旭生萌生了考古興趣,從一位哲學家轉變成了一位考古學家。直到70多歲,他還在為尋找夏文化遺跡在田野中奔波。
發掘二里頭遺址
探索夏文化找到“最早的中國”
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夏朝,早在公元前21世紀末就建立了。但這一民族的久遠記憶,卻因時光的流逝而變得黯淡模糊,人們甚至懷疑這一段輝煌是否曾經有過。因為長期以來,沒有足夠的考古證據,證實夏王朝的真實存在。
當時,徐先生準備撰寫《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他在仔細研究有關夏代先秦文獻時,讀到“伊、洛竭而夏亡”(《國語·周語》),靈感忽至,拍案而起:“傳說中的夏王朝,當建都于伊洛平原!”
根據上古文獻中關于夏王朝都城和主要活動地域的記載,經過排比梳理,他在《略談研究夏文化問題》一文中,明確指出,有兩個地區應該特別注意:
1、豫西地區的伊洛平原以及嵩山周圍,尤其是潁水谷的上游登封、禹縣一帶;
2、山西省西南部分汾水下游一帶。
1959年夏,72歲高齡的古史專家徐旭生,帶著他的考古團隊,奔走豫西地區,行進在千里伊洛平原,對傳說中的“夏墟”進行實地調查。
他們踏查了登封、禹州、鞏義、偃師等地的數處遺址,寫成《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 徐先生最終把目標鎖定在了偃師二里頭,在調查報告中感嘆:“那在當時實為一大都會。”
偃師二里頭,那個籍籍無名的普通村莊一望無垠的麥田下,徐先生發現的迄今3000多年前建立起的第一個邦國都邑遺跡,無疑是最接近太史公司馬遷筆下的最早的“夏墟”。此后,發掘二里頭文化,探索華夏文明之源的路,便從未停歇過……
半個世紀以來,二里頭地區共組織了8次大規模的考察,60余次的發掘。屬于二里頭文化的遺址已發現一百多處,正式發掘的有一二十處。遺址境內,其年代距今約3500年至3750年,與古代文獻記載的夏、商時期相對應。
它擁有的一個個中國之最,把它送進了世界文明史的殿堂。這里是3000多年前東亞大陸最大的中心性城市,最早的具有明確城市規劃的大型都邑,被譽為“華夏第一都”。
這里有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網,寬闊方整的“井”字形大道,組成了都市交通網。一般道路在十來米寬,相當于現代城市的“兩車道”。
這里有最早的宮城,被譽為中國最早的“紫禁城”。這里有最早的大型宮殿建筑群,即大型宮室建筑——1號、2號宮殿。
最早的青銅器和綠松石器制造的官營作坊、最早的青銅禮樂器群、最早的青銅近戰兵器……
最早的車轍痕跡,將中國發明雙輪車輛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最早的完整的地下排水系統。目前發現的下水道,一頭大一頭小,埋在地下一米深處。最早的國家級祭祀場,用小豬的骨架在一個巨型坑中做大面積的祭祀。
最早的大型圍垣官營作坊區,可以說是當時的國家高科技產業基地,相當于現在的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最早的綠松石龍形器,被譽為“超級國寶”。
此外,大型“四合院”建筑、玉質禮器、各類龍形象文物、白陶和原始瓷的發現,以及骨卜的習俗、鼎鬲的合流等,都是“中國”元素的大匯聚。
這些豐碩的考古成果,充分說明了當時的中華文明,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此時,人們幾乎可以觸摸到中國第一個王朝的脈動。21世紀初,“夏商周斷代工程”考察報告正式發布,學者們大多認為:
由考古學家徐旭生提出、倡導發掘的河南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向世人昭示的,正是夏代文明,是華夏王朝文明的開端,是“最早的中國”。
從此,我們言夏不虛。
徐旭生先生,一生勤奮好學,博覽群書,是一位淵博的學者。
他治學嚴謹求實,著述豐厚,特別在考古方面,留下了《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略談研究夏文化問題》等10多部考古學著作,為探究文明起源,再建中國古史體系,付出了艱苦卓越的努力。
徐老先生還打算編出《中國古史傳說資料匯編》一書,但事業未成,于1976年1月4日駕鶴而去,終年八十八歲。(郭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