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的一天下午,記者敲開王星記董事長孫亞青辦公室里門。不大的辦公室里,堆滿了各式各樣不同的扇子。
“我16歲的時候就在做扇子了,現在60歲了,還在做扇子!睂O亞青從普通女工,到企業掌門人,從看著扇子長大,到以扇為事業。她說自己一輩子在跟扇子打交道,也一輩子不斷經歷著改革。
從1983年簽訂全國首個廠長承包責任合同,到2000年由全民所有制企業改制為有限公司,再到2009年進行資產重組,優化結構成為國有控股公司,王星記幾十年的發展歷程,幾乎可以說是全省乃至全國國企改革的一個縮影。
在浙江,國企改革可以說一直在路上。
民營經濟大省的國企改革
作為國內數一數二的民營經濟大省,浙江發達的民營經濟給外界留下了太多、太深的印記,而國有經濟卻顯得有些低調。
事實上,在改革開放的這四十年中,浙江這片經濟熱土上,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非但沒有此消彼長,反而齊頭并進、相得益彰,形成了共生共榮的格局。無論是上世紀80年代初“搞活國營企業”的承包制,還是90年代初的“抓大放小”的股份制,再到90年代后期“國企三年脫困”以及現在的國有大企業“有進有退”,一輪輪國企改革“攻堅戰”為浙江國企的“涅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尤其是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空前激發了浙江國企的活力與潛力,使眾多國企的實力得到了明顯提升。
跨入2000年后,浙江國有經濟的“成績單”也相當漂亮,以2004年為例,當年全省國有企業國有資產總量為1979.65億元,比上年增長8.22%,位居全國第4位;利潤總額為233.42億元,居全國第3位;總資產報酬率(即資產收益)為4.7%,居全國首位;凈資產利潤率(所有者權益)為11.4%,較上年提高2.2個百分點,居全國第2位。
而接下來的十年,浙江很快又成為了全國國企“混改”進程較快的省份。
2015年5月,浙江出臺了加快推進省屬國有資產證券化工作的實施意見,鼓勵更多國有企業改制上市,利用資本市場發展壯大混合所有制經濟。
此前幾年,省國資委一直在扎實推進本地國有企業的重組整合。如組建省海港集團,重組設立寧波舟山港集團;加快實施杭鋼集團轉型升級,完成對寧波鋼鐵增資實現絕對控股;省能源集團基本完成重組長廣集團,積極推進轉型發展;省農發集團重組黑龍江新良集團并將其更名為綠農集團,推進糧源基地等重點項目建設;省交通集團啟動水運板塊改革重組。2015年7月,物產中大公司吸收合并其控股方浙江省物產集團獲證監會重組委審核通過,成為浙江首個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并實現整體上市的國有企業。
時代的腳步從未停歇,今年9月11日,浙江省省長袁家軍主持召開省政府專題會議,聽取全省國資國企改革發展情況匯報,審議浙江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有關文件。袁家軍強調,深化國資國企改革是打造“有為政府、有效市場”的最佳結合點。要深化“放管服”改革,“管”要管得好,“放”要放到位。
一天之后,由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舉辦的國企改革“雙百行動”科技型企業現場交流會在杭州召開。浙江共有7家國企入選“雙百行動”。
改革,是為了打開“人”這把鎖
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長范柏乃告訴錢江晚報記者,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國企改革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承包責任制,國家放開企業的經營權。正如王星記于1984年超額兌現合同的成果一樣。在改革開放后的約十年時間中,承包責任制產生了較為明顯的成效,大大調動了企業、企業經營者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解決了當時國有企業普遍面臨的經營困境,為企業發展壯大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但范教授也指出,承包責任制是一種短期行為,而企業的所有權依然為國有。因此有些經營者為了眼前利益,會在合同期或任期內盡可能選擇一些“短、平、快”的項目,而忽略了技術改造、員工培訓和新產品研發,致使企業發展后勁不足。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第二階段的租賃制上。
王星記于2000年的改制,是國企改革第三階段現代企業制度,股份制改造。而2009年,則是第四階段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改革。可以說,王星記基本上經歷了國企改革的整個路徑。
范柏乃教授認為,現代企業制度,通過體制改革和股權結構多元化,實現了企業治理結構上的變動,從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企業自身的活力。隨著外界環境的不斷發展變化,國有企業的改革也將面臨新的挑戰、邁入新的階段。
在他看來,國有企業運作效率的提升,主要取決于兩方面,一是激勵機制,二是代理人風險控制,即約束機制。
用直白的話說,就是讓經營者有足夠的動力把企業搞好,又要有效預防腐敗的發生。對此,范教授提出“有限合伙制”的改革設想,國有企業的投資者(國家)作為有限合伙人,一般投入出資總額的99%,得到80%的投資收益;企業經營者作為普通合伙人,直接負責國有企業的運作與經營,并承擔無限連帶責任,他們通常僅出資1%,但可以享受到20%的投資收益。
而事實上,所有改革的舉措,都是一把把鑰匙,最終都是為了打開“人”這一把鎖。
解放了人心,解放了思想,改革就有了無盡的動力。(浙江在線記者 陳淡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