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稱“辦卡”的預付收費在服務類消費領域比較普遍，其中一些如教育培訓、連鎖健身、連鎖家政涉及面廣、金額大，因而問題突出。預付收費是先付費后服務的模式，付了費能否提供承諾的服務明顯存在不確定性，預付收費卷款跑路的案件頻發，充分表明這種模式有與生俱來的信用風險，甚至不排除一些商家惡意設置欺詐陷阱。幾乎所有預付收費服務機構跑路，都會祭出“經營不善”的理由，這本身就值得質疑。

　　針對預付收費的風險，近些年各地通過修訂《消保條例》試圖加以約束。但是總體來看，這些規定還是將預付消費定位于合同關系的范疇，只為事后違約的處理提供了支撐，而本身沒有對預付消費經營行為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作出界定。因為沒有提供有效約束，所以呈現的還是牛欄關貓的效果。

　　預付收費所涉及的服務雖然屬于市場自主調節的范疇，但是市場并不是萬能的，特別是可能存在的信用風險，更需要外在的規制。如諸多服務機構一次性收了消費者一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費用，加上涉及的人過多，就形成了巨額的資金。一旦機構不能提供服務，拿什么作擔保？事實上，很多機構場所都是租賃的，人員也是流動的，基本不具備善后的強制履信條件。如此案中的“家有兒女”嬰幼兒游泳館，跑路后不但吞吃了消費者的辦卡費用，還拖欠了幾個月的租金、物業管理費。

　　不能再放任預付收費的信用風險，相關部門應加快相關法規的制定，實行剛性約束。首先，應嚴格區分預付收費適用的范圍，明確預付適用的禁區，屬于即時服務的，禁止預付收費。其次，應嚴格限制預付收費的權限，設置預收費額度上限以及按期服務收費的時限，禁止強制預付收費。第三，應規范預付收費的收費行為，建立預付收費第三方支付與擔保機制。總之，防范風險于前要遠優于發生風險維權于后。